在全球范围内，有无数问题正亟待解答。如何对人工智能网络平台进行监管，而不会引发担心其安全性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网络平台是否会侵蚀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由此产生的变化会给世界带来自苏联解体以来从未有过的两极分化吗？小国会反对吗？试图调解这些后果的努力会成功吗？或者有成功的希望吗？
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何定位与人工智能合作时人类的角色将变得愈加重要和复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在日益重要的问题上越发尊重人工智能的意见。在一个进攻对手成功部署人工智能的世界里，防御方的领导人能否决定不部署自己的人工智能并为此担责吗？即使他们也不确定这种部署将带来怎样的演变。而如果人工智能拥有推荐一种行动方案的优越能力，那么决策者是否有理由接受它，即使该行动方案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人类怎能知道这种牺牲是否对胜利必不可少呢？如果确实必不可少，那么决策者真的愿意否决它吗？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别无选择，而只能选择扶植人工智能。但我们也有责任以一种与人类未来相容的方式来对它加以塑造。
不完美是人类经验中的常态之一，尤其是在领导力方面。通常，决策者会因偏狭的担忧而杯弓蛇影。有时，他们的行动基于错误的假设；有时，他们的行动纯粹是出于感情用事；还有一些时候，意识形态扭曲了他们的视野。无论用何种策略来构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伙伴关系，它们都必须适应人类。如果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显示出超人的能力，则其使用必须能够被不完美的人类环境所兼容并包。
在安全领域，人工智能赋能系统响应速度非常快，使得对手可能会在系统运行之前尝试攻击。结果是可能造就一种内在不稳定的局势，堪比核武器所造成的局势。然而，核武器被置于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概念的框架中，这些概念是由各国政府、科学家、战略家和伦理学家通过不断的提炼、辩论和谈判，在过去几十年里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和网络武器没有类似的框架。事实上，政府可能并不愿意承认它们的存在。各国——可能还有科技公司——需要就如何与武器化的人工智能共存达成一致。
人工智能通过政府防务职能的扩散，将改变国际平衡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维持这种平衡所依赖的计算。核武器代价高昂，而且由于其规模和结构而难以被隐藏。与之相反，人工智能却可以在随处可见的计算机上运行。由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需要专业知识和计算资源，因此创造一个人工智能需要大公司或国家级的资源；而由于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在相对较小的计算机上进行的，因此其必将被广泛使用，包括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任何拥有笔记本电脑、连接到互联网并致力于窥探人工智能黑暗面的人，最终都能获得人工智能赋能的武器吗？政府是否会允许与其关系若即若离或毫无关系的行为者使用人工智能来骚扰他们的对手？恐怖分子会策划人工智能袭击吗？他们是否能够将这些活动嫁祸给国家或其他行为者？
过去，外交在一个有组织、可预测的舞台上进行；如今，其信息获取和行动范围将获得极大的扩展。以往因地理和语言差异而形成的清晰界线将逐渐消失。人工智能翻译将促进对话，而且不用像以往的译者那样不仅要有语言造诣，还要精通文化。人工智能赋能的网络平台将促进跨境交流，而黑客攻击和虚假信息将继续扭曲人们的认知和评估。随着形势愈加复杂，制定具有可预测结果的可执行协议将变得更加困难。
将人工智能功能与网络武器相结合的可能性加深了这一困境。人类通过明确区分常规武器（被认为与传统战略相调和）和核武器（被认为是例外）而回避了核悖论。核武器的破坏力量一旦释放就是无差别的，不分对象；而常规武器可以辨别打击目标。但是，既能辨别目标又能进行大规模破坏的网络武器消除了这一区分。如果再有人工智能推波助澜，这些武器将如虎添翼，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潜在的破坏性也更大。同时，当这些武器在网络中伺机游弋时，是无法确定归属的。它们无法被察觉，因为它们不像核武器那么笨重；它们还可以通过 U 盘携带，而这有利于扩散。在某些形式下，这些武器一旦被运用就难以控制，如果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动态和新兴特性就更加如此。
这种形势挑战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前提。此外，它还让发展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相关概念成了当务之急。在人工智能时代，威慑将不再依照历史上的准则，它也做不到这一点。在核时代之初，依据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领军教授、学者（有政府工作经验）在讨论中形成的真知灼见，人们搭建了一个核军备控制的概念框架，继而又促成了一个制度（以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该制度的机构）的建立。尽管学术界的思想很重要，但它与五角大楼对常规战争的考量是分开实施的——它是一种新的补充，而非对原有的修改。但人工智能的潜在军事用途比核武器更广泛，而且至少目前其进攻和防御还谈不上泾渭分明。
